黄玉斋（1903-1975），台湾台北人，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湾商人家庭。14岁时奉父命只身负笈大陆，1917年入厦门同文书院完成中学课业，1924年被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录取为法科预科生。1927年6月毕业于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法科法律学系，是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法科的首届毕业生，也是我校法律学系的首位本科毕业生。
▲黄玉斋校友
黄玉斋在厦求学期间，适逢中国革命风潮日益高涨之际，同时也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时。受到五四爱国思想的鼓舞，他不仅发奋学习、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而且更加关注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的前途命运。
1920年至1921年间，台湾史学家连横（字雅堂）的《台湾通史》分上中下三册陆续刊行于世。年轻的黄玉斋“花了十二金”买来一部通读之后却“不觉大失所望”，指出连氏著作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点：“一来，老史家的眼光，以老法子编成的。二来，叙述台湾与外国的关系，往往谬误（连氏不识西国字）。三来，自从日本割了台湾后，一字也没有再讲了。”在黄玉斋看来，自1895年日本殖民统治后“这三十年来的台湾史，比较从前更加重要得很！”因为之前的历史尚有《台湾府志》等方志史籍可供稽考，而日本侵占台湾后这三十年，台湾同胞不甘于殖民者之横暴统治，奋起反抗，其可歌可泣的故事感人至深，如果我们自己不来写这段历史，那么无疑地“将来只有日本殖民发达史而已，没有所谓‘台湾近世史’了”。他认为，这件事情“不是掠夺者会替我们做的！”而是“全在我们汉民族的责任呵！”（以上引文见汉人编著：《台湾革命史》，泰东图书局1926年4月版，“自叙”）
▲连横著《台湾通史》上册封面，馆藏地：本部(特藏资料)-特藏库，索书号：K295.8/228.15/(1)
于是，在师友的热情鼓励下，黄玉斋决定自行搜集资料编写一部反映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著作。
20世纪20年代，大陆有关台湾同胞抗日活动的史料相当匮乏。有一次，黄玉斋在阅读日本人上内恒三郎的《台湾刑事司法政策论》（《台湾日日新报》社1916年12月发行）一书时，发现内中有一节“匪徒刑罚令犯及其刑罚”，“竟然是本省抗日史的鸟瞰，真是喜出望外！”因为“那个时候，欲知道罗福星、余清芳等的抗日文献，不问是原文（中文）或中文已被日人翻译为日文者，确是很难得的。”（黄玉斋：《台湾抗日史论》，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6月版）不过，当年抗日志士受到日人“裁判”者，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是被殖民统治者冤屈枉杀的。为此，负笈厦门的黄玉斋便多次利用寒暑假期回台湾省亲之机，到台北图书馆等处秘密抄录散见于日人著作中有关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史料，包括宣言书（谕告书）、传单、祈祷文、诗文、自传等。当时日人在台实行高压统治，日常检查甚严，台胞生命财产随时可能遭遇危险。根据黄玉斋1971年12月发表的《台湾初期抗日史略》一文介绍，为了避免被日本警察发现，他每次抄录史料后不敢带回台北自己家中，而是事先备妥若干个信封，写上厦门友人的住址、姓名，贴足邮资，途中即刻将这些材料投入信箱分散寄给厦门友人代为收藏（黄玉斋：《台湾抗日史论》，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6月版）。如是者前后积数年之功，黄玉斋将搜集到的珍贵史料从日文译成中文并详加辨析研究，同时进行立场和语意的转换，如将被日本殖民当局污蔑为“匪徒”者改称为“抗日志士”，将“匪乱”正名为“抗日事件”或“抗日运动”，终于编成《台湾革命史》一书，在厦大教师朱谦之的帮助下，推荐给上海泰东图书局于1926年4月出版（黄玉斋后期多次提到该书首次出版于1925年，时间应当有误，1925年可能是成书和交稿时间），署名“汉人”，而且作者在“自叙”中还将自己的身份假托为一名曾到台湾求学的南京学子。斯时，黄玉斋还只是一名23岁的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法律学系大二学生。
▲汉人编著《台湾革命史》封面和版权页，馆藏地：本部(特藏资料)-特藏库，索书号：K295.8/868.4
之所以化名为“汉人”并假托个人身份，黄玉斋在1957年10月发表的《台湾抗日史论鳞爪》一文中曾披露：“当时为避日人的干涉，著作者不敢用真姓名，而化名为‘汉人’。”（黄玉斋：《台湾抗日史论》，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6月版）这里的“避日人的干涉”，即是指为了躲过日人的日后追查，避免株连在台家人。化名“汉人”从另一方面“亦表明他不忘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决不当异族的奴隶”（林其泉：《台湾史札记》，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台湾革命史》由著名学者朱谦之（时任厦大文科国文讲师）帮助校订并作序。全书凡20章，近5万言，以“革命运动进化史”为主题，将台湾革命分成初期、中期、下期三个阶段，叙述了从1895年日本侵略者侵占台湾后到1925年这三十年间台湾同胞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历史。“归纳起来说，初期的革命是‘政治的革命’，中期的革命是‘政治及带思想的革命’，下期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作者在书中愤怒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指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不知多少台胞枉死，多少台胞下狱，真乃是“全民涂炭”的世界啊！同时，他热情讴歌了台胞“为自由而战”，不怕牺牲，使得侵略者虽然统治着台湾，但“只是统治台湾一块土地，并没有驯服台湾人民”。他在书中最后还断言：台湾的革命已经这样多了，日本殖民统治者“不给台湾人的独立、自由，将来的革命是越弄越大的”（以上引文见汉人编著：《台湾革命史》，泰东图书局1926年4月版）。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专著?，也是“第一本试图区分台湾抗日运动的形态变迁并介绍岛内社会运动派系的专著”（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年版），对之后台湾抗日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在两岸共同抗日历史叙事中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政治意义。有学者评价说：“（该书）组织虽嫌松懈，行文不够严谨，而史料的考证也甚粗疏，唯因系创始之作，其筚路蓝缕之功，自不可没。”（黄秀政：《台湾史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2月版）
《台湾革命史》出版后颇为畅销，上海泰东图书局就有1926年4月、1927年3月和1929年6月三个版本，对大陆人民了解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历史起到积极作用。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6月出版的《社会科学大词典》（高希圣等编）一书，曾将《台湾革命史》列为中国社会科学名著之一，颇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台湾革命史》曾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光复前的台湾岛内，各地重要书局均有秘密贩售，该书的传播极大地鼓舞了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意志，增强了台湾同胞取得斗争胜利的信心。为此，日本殖民当局还派出警察蛮横搜查了雅堂书局等处。台湾光复后，屏东新民书局将《台湾革命史》翻印了一万册以上，交由各书局发售，一时风行全省，不数月即告销售一空。中国台湾统一联盟党现任主席王永当年曾高度评价道：“做为殖民地下的台湾知识分子，玉斋先生矢志著书鼓动抗日风潮，其民族气节当可直追梨州、船山诸先贤。”（王永：《出版前言》。参见黄玉斋：《台湾抗日史论》，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6月版）
黄玉斋生前曾考虑动手改订《台湾革命史》一书，惟当年抗日史料的征集殊属不易，“一则，数十年间抗日史迹，如欲一一调查起来，绝非个人经济的能力所能担负；二则，日人著作者当然拥护其殖民地侵略主义，而其记载不可尽信，固不待言”（黄玉斋：《台湾抗日史论》，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6月版），故而未能如愿。迨至1999年6月，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为编辑“台湾史料新刊”丛书，将《台湾革命史》一书列入其中并再版发行，同时收录了黄玉斋的另外三篇长文：《台湾初期抗日史略》《黑旗军刘永福抗日史略》《台湾抗日史论鳞爪》，并依照作者生前之本意，总其名曰《台湾抗日史论》。
2015年10月23日，为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北京市主办，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协办的“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汉人（黄玉斋）编著的《台湾革命史》初版本被选定为展品在会上展出。
▲《台湾革命史》初版本2015年10月在“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览”中展出
【文献获取】
图书馆古籍特藏阅览室（思明校区总馆405室）
（图书馆 侯利标）
